跨境繼承的隱藏難題：與繼承人失聯時該如何處理
在承辦跨境繼承案件時，我發現一個現象：家族花了大量心力討論「資產怎麼分」，卻幾乎沒有人事先想過「如果找不到其中一位繼承人怎麼辦」。這聽起來像是小概率的枝節問題，實際上卻是讓整個繼承程序卡死、資產長年凍結的常見主因。尤其在跨境情境下，繼承人可能散居兩岸三地甚至更遠，其中一位早已與家族斷絕往來、聯絡方式全無，這時候繼承就從一件「分配問題」，變成一件「程序能不能啟動」的問題。
我用一個化名、綜合的典型情境開場。陳先生是香港人，早年在台北置產，持有一戶不動產。他過世時未留遺囑，且無子女、父母亦已歿，遺有配偶，以及數名兄弟姐妹。其中一位弟弟多年前因家族糾紛移居海外，與所有人斷絕聯繫，連在哪個國家都無人確知。配偶想處理這戶台灣的房子，卻發現：辦不了。這一戶房子，就這樣卡在那裡。
問題到底卡在哪？要拆清楚，必須先解決一個多數人會直覺跳過、卻是整件事起點的問題。
一、第一步不是「怎麼分」，而是「用哪一國法律來分」
多數人一聽到「房子在台灣」，直覺就認為「那當然用台灣法律繼承」。這是最常見、也最危險的誤解。
涉外繼承的第一道關卡，是「準據法」——也就是這件繼承事件，究竟要適用哪一個法域的法律來認定誰是繼承人、應繼分如何計算。台灣的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五十八條採「被繼承人本國法主義」，換言之，原則上是以被繼承人死亡時的本國法，來管理他的「整份遺產」，包含位於台灣的不動產在內，而不是「東西在台灣就自動套用台灣民法」。
在陳先生的案例裡，他是香港人，原則上第一步要指向的是香港法。這一點非常關鍵，因為香港繼承法屬普通法體系，其無遺囑繼承的規則（依香港《無遺囑者遺產條例》的架構）與台灣民法的法定繼承順序、應繼分計算並不相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無子女、父母的情形下，香港法下配偶通常可先取得個人物品及一筆法定金額後，才與其他親屬分配剩餘遺產，兄弟姐妹要輪到分產本身也有其順位前提——換言之，配偶與兄弟姐妹之間的分配比例，兩套法律算出來的結果可能有明顯落差。
那麼台灣不動產有沒有可能「改回」用台灣法處理？理論上要透過「反致」（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六條，指外國法的衝突規則又把問題指回法庭地法）這道機制。但我必須誠實提醒：反致在台灣實務上並非當然成立。曾有地方法院在處理類似爭點時，拒絕採用反致、改以「適應理論」處理，因此「香港人的台灣不動產最後究竟依香港法還是台灣法計算」，實務見解仍有爭議，不能一句話寫死。這正是跨境繼承第一個容易被外行顧問跳過、卻攸關全局的環節：定性、連結因素、反致，一步都不能省。
在確定準據法之前就急著談「配偶分多少、兄弟姐妹分多少」，等於還沒確認用哪把尺，就開始量長度。
二、真正讓程序停擺的，是「全體繼承人」這個門檻
假設準據法的層次釐清了，接下來才是本文真正的難題：與其中一位繼承人失聯，會讓整件事卡在哪裡？
答案是：卡在「全體同意」與「全體到場」這個結構性門檻上。
不論最終適用哪一套實體法，處理台灣不動產的登記與處分，在程序上都繞不開一件事。要說明的是，遺產在分割前先登記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，此一「繼承登記」實務上任何一位繼承人都可以單獨申請辦理；真正卡住的，是後續的分割、移轉與出售——這些原則上需要全體繼承人的參與或同意。台灣民法第一千一百五十一條規定，繼承人有數人時，遺產在分割前為「公同共有」。公同共有的性質，是每一位共有人對整體都有權利，任何處分行為原則上需要全體共有人同意（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）。
換言之，只要有一位繼承人下落不明、無法表示意見，配偶就無法單方完成遺產分割協議，也無法逕自出售房產。這戶不動產於是進入一種「動彈不得」的狀態：稅要繳、管理費要付、房子在折舊，卻沒有人能合法地把它變現或過戶。
這裡有一個一般人以為、但機制上並非如此的地方。多數人以為「失聯的那位不出面，就代表他放棄、其他人可以自己分」。實際上恰恰相反——他的沉默不等於拋棄繼承，反而讓程序整個懸置。台灣的拋棄繼承必須是繼承人「主動」於知悉時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向法院為之（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條），沒有「不出面就視為拋棄」這回事。找不到人，程序就不動，這才是失聯真正的殺傷力。
此外，跨境繼承還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變數：外國籍繼承人能否登記取得台灣不動產，尚受「平等互惠原則」限制。若失聯的那位弟弟所在國別與我國不具互惠關係，即使他在法律上為繼承人，實務上也可能無法辦理登記取得台灣不動產，這會讓分配與變現更為複雜。
三、事後怎麼救：不是無解，但要走對順序
失聯不代表死結，只是要動用程序工具，而且順序不能錯。就我承辦的經驗，實務上大致有幾條路徑，視個案情況擇一或並用。
第一，先窮盡查找。與繼承人失聯，法律上並不接受「我找不到他」這句話本身，而要求有查找的作為與紀錄。在台灣，可透過戶籍資料、除戶謄本協助釐清親屬關係；若對象在海外，則涉及當地的戶籍或人口登記制度，難度更高。查找過程本身就是後續程序的基礎，缺了它，法院不會讓你跳過這個人。
第二，若確有「生死不明」達一定期間的情形，可考慮聲請「死亡宣告」（民法第八條，一般失蹤滿七年、特定情形較短）。一旦法院為死亡宣告，該失聯者在法律上被擬制死亡，其應繼分再由其繼承人承接，繼承關係得以重新確定並繼續進行。但這條路需要時間，且門檻不低，並非「聯絡不上就能宣告」。
第三，若只是失聯而未達死亡宣告要件，則可能需要透過「選任財產管理人」或聲請法院指定程序，讓失聯者的權益有人代為表達，程序才能推進。不同情形對應不同工具，我通常會依「失聯的程度與時間」來判斷該走哪一條，而不是一開始就衝去聲請死亡宣告。
我要特別提醒一個實務誤區：許多人以為找律師就是為了「打贏誰」，但在這類案件裡，多數時間其實花在「把程序條件補齊」——查找、公示送達、宣告、選任管理人。這些不是勝負問題，是能不能啟動的問題。
四、對照看：同樣的失聯，換個法域規則不一樣
值得注意的是，繼承人失聯並非台灣獨有的難題，但各法域的處理邏輯不同，這對於資產跨兩岸三地的家族尤其重要。
在中國大陸，繼承同樣需要全體繼承人參與，失聯者可透過宣告失蹤、宣告死亡的程序處理，並涉及遺產管理人制度（大陸民法典自二〇二一年起明定遺產管理人制度）；跨境資產還會疊加外匯與資金出境的限制。在香港與新加坡等普通法法域，無遺囑遺產的處理通常需要先取得遺產管理書（Grant of 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），由遺產代理人統一管理與分配，失聯繼承人的處理則依當地程序法與公示規則進行。制度細節應以各地現行法規與當地律師意見為準。
不過這裡要點出一個常被跨境家族誤會的差異：在「程序上需要全員參與」這一層，各法域的骨架確實相近——只要有一位繼承人的地位懸而未決，整份遺產的處分就難以乾淨完成；但在「準據法架構」上並不一致。台灣採統一主義（單一準據法涵蓋全部遺產，含不動產），而中國大陸與香港則採分割制（不動產另依所在地法認定），這也正是前述反致爭議的來源。跨境家族切莫誤以為三地的準據法邏輯完全相同。
這也說明了一件事：跨境家族的資產配置在不同法域，等於同時把繼承程序綁進了不同的規則系統。房子在台灣、被繼承人是香港人、繼承人散居各地——光是這三個變數，就足以讓一件「本來很單純的繼承」拖上數年。
五、我的建議：把「失聯風險」寫進事前規劃
回到陳先生的情境。他真正的問題，其實不在於那位失聯的弟弟，而在於他「什麼都沒安排」就走了。無遺囑，讓法定繼承的全體門檻無可迴避；資產放在與自己國籍不同的法域，讓準據法的爭議浮上檯面。
就我的實務經驗，我會給高資產、且資產跨法域的當事人三點具體建議。
其一，只要名下有位於他國的不動產，務必立遺囑，且最好針對「不動產所在地」的形式要件個別檢視，必要時分別立具，降低準據法與形式效力的爭議。一份妥善的遺囑，能大幅減少對「全體協議」的依賴，也讓執行人有明確授權去推進程序。
其二，若家族成員中已存在長期失和、可能失聯的對象，這件事應在生前就攤開處理——可透過遺囑指定遺產執行人，或以信託架構將特定資產（例如這戶台灣不動產）先行安排，讓資產的管理與變現不必卡在某一位不配合的繼承人手上。信託的價值，正在於它能把「所有權」與「管理處分權」適度分離，使資產不因單一繼承人的缺席而凍結。
其三，跨境資產一定要有一份「資產與繼承人清單」，載明資產所在地、國籍、聯絡狀態。這份清單看似瑣碎，卻是他日繼承人能否順利啟動程序的關鍵。我見過太多家族，卡住的不是分不分得公平，而是根本不知道人在哪、東西在哪。
跨境繼承真正的隱藏成本，從來不是稅，而是時間——是一戶房子在程序泥淖裡空轉的那幾年。財富可以跨越國境，但程序不會自動跨越；能讓資產順利傳下去的，不是資產本身有多值錢，而是你是否在生前，替它把每一道關卡都預先鋪好了路。
（本文為一般性法律觀察，個案情形與各法域現行規定不同，實務處理應以最新法規及當地專業意見為準。）
定恆，永恆守護當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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